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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主要观点

发布时间:2016-4-29 10:53:48  点击数:4400

     2016年4月28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2016京津冀蓝皮书暨“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发布会?在京举行。

     该研究作为“京津冀大数据研究中心”的代表性成果,联合了京津冀三地四方专家,运用龙信数据企业大数据库展开共同研创,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状况及其趋势进行了测度和评价,并提供智力支持和数据支撑。

   


 

   本报告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为主题,根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了发展指数、协同指数、生态文明指数、人口发展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五大指标体系,并运用这些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状况及其趋势进行测度,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综合分析,包括总体水平、发展趋势、内部结构以及得分排名等,并结合测度结果及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发展指数研究:构建了由支撑力、驱动力、创新力、凝聚力和辐射力5个二级指标和2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支撑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水平;驱动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区域发展的主要动力,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与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相关的指标;创新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区域的创造力和经济活力;凝聚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地区集聚优质资源的综合环境和吸引程度;辐射力,反映的是一个城市或地区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的影响力和功能作用。

   协同指数研究:包括城乡协同、城际协同和城域协同三个方面。其中,城乡协同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基础,包括城乡联动、城乡统筹、城乡融合三个方面;城际协同是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包括产业链、价值链、服务链三个方面;城域协同是区域协同发展的目标,包括交通一体、协同创新、生态共建、服务共享、联合治理五个方面。

   生态文明指数研究:构建了包括经济社会进步状况、生态状况、环境质量、资源利用、环保制度及政策等在内的5个二级指标、27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生态文明指数指标体系。其中,生态状况、资源利用、和环境质量三个子系统是生态文明指数的核心和主体,经济社会进步状况和环保制度与政策是实现生态文明的支撑系统。

   人口发展指数研究:构建了包括人口活力、人口结构、人口质量等3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

  企业发展指数研究:构建了包括企业实力、企业活力和企业创新力等3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在内的指标体系。可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预判,分析区域企业活力,反映区域产业协同。

一、“发展指数研究”指出:

1、北京发展指数较高,功能疏解和转型升级有坚实基础

发展指数研究揭示:北京发展指数各分项得分及综合得分,都远高于津冀。北京综合发展水平在过去十五年间显著提升,2014年比2000年提升了近6倍,发展增速在2012年后变缓,逐渐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影响北京市综合发展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凝聚力、辐射力和承载力,其中辐射力和凝聚力要素,自2009年后在影响力的占比中处于不断提升且处于持续快速上升的状态,对北京市综合发展水平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其自身“五个力”中,创新力指数得分最高,为北京经济转型发展、构建高精尖经济体系、打造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技术和发展能力的支持;支撑力指数得分排在第二位,为其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升级空间和重要支持;驱动力指数自2010年起增速放缓,这意味着驱动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驱动力正在衰落;辐射力稳步上升,说明北京对区域的影响力在逐步提高,与周边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引领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和基础;凝聚力得分较低,反映了北京深受“大城市病”困扰,正在由对周边地区“虹吸”为主转为扩散为主。综合分析,加快转型升级,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来缓解“大城市病”,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新的动力,成为北京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63-67

2、天津创新力上升较快,凝聚力日益增强,加快转型升级和增强辐射力是必然选择

天津支撑力较强,其支撑力指数远高于河北各地级市。但驱动力指数在“五个力”中得分较低,而且驱动力仍以投资为主,这说明天津要想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亟须找到新的经济驱动力,显然,加快向创新驱动、消费驱动转型势在必行。创新力指数呈现持续快速上升的发展态势,这为天津产业转型升级和打造先进制造业研发基地提供了有力支持和创新动力。凝聚力指数得分较高,特别是2008年以来凝聚力明显增强,反映了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的投资等综合环境日益改善,正在成为进一步集聚优势资源、实现大发展的有力保障。辐射力指数得分最低,反映了天津仍处于要素集聚、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阶段,对周边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其作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对周边的辐射作用和影响力有待进一步加强。综合分析,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进一步集聚优势资源,增强区域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是天津未来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66-68

3、河北应加快转型升级和城镇化步伐,着力改善民生环境以提升聚集效应

河北发展指数内部结构的“五个力”中,支撑力指数最高。创新力指数增幅最大,特别是其新增企业数量、新增专利数量、高新技术产业GDP占比等三级指标均明显提高,反映了河北的创新力起步虽低、但发展快,有巨大发展潜力。驱动力指数呈持续增长态势而且增幅很大,但驱动力中仍以投资为主。凝聚力指数在“五个力”中得分最低,且有下降态势,显然,凝聚力是影响河北快速发展的明显短板。辐射力指数得分起步虽低、但上升快,指数得分超过了天津。综合分析,河北省近十年来经济发展进入较快发展阶段,除凝聚力外,支撑力、驱动力、创新力和辐射力都有较大幅度增长,特别是石家庄、唐山、邯郸、廊坊、沧州等,在“五个力”增幅方面各有突出表现,是河北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增长点。但一些数据也显示出以投资驱动为主、规模数量型的发展方式以及凝聚力不足等,越来越成为制约河北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加快向创新驱动转型、完善环境增强凝聚力、培育新的增长点是河北未来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66-69

4、京津冀正处于新旧驱动力“换挡期”

发展指数研究中的驱动力主要测度投资、消费、进出口三大传统驱动力,并将其与新的创新驱动力进行比较,测度结果显示:北京传统驱动力在减弱,创新驱动特征明显。北京的驱动力指数得分从2004年的0.9850下降到2013年的0.8034,而创新力指数得分(2013年为0.9390)远高于津冀,为北京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天津、河北仍以传统驱动力为主,创新驱动正在形成。近年来津冀无论是驱动力还是创新力都呈上升态势。天津的驱动力指数由2004年的0.2459上升到2013年0.4726,创新力指数由2004年的0.1895上升到2013年的0.2867;河北驱动力也由2004年的0.2988上升到2013年的0.4357,创新力指数由2004年的0.2041上升到2013年的0.4534,反映了天津和河北经济增长在主要依靠传统驱动力的同时,其创新驱动力正在形成,处于新旧驱动力的交替阶段,转型升级任务仍十分艰巨。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56-57

二、“协同指数研究”指出:

构建京津冀协同指数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突破点

构建京津冀协同指数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突破点。通过协同指数研究,可以摸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状底数,把握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因素,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施路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京津冀协同指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风向标”,它将标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态势与变动方向;京津冀协同指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温度计”,它将度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水平变化与实现程度;京津冀协同指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晴雨表”,它将揭示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关键环节;京津冀协同指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观测员”,它将研究和记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变动特征与运行轨迹。(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71-73

三、“生态文明指数研究”指出:

1、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共识,挑战依然严峻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和领导下,生态建设与协作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取得积极的进展。三地之间在大气污染防治、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等方面加强了合作与交流,进行了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探索,启动了区域产业转移与对接机制等。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的制约,区域生态恶化势头仍未彻底扭转,生态协作机制建设总体尚处于初级阶段,仍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如对生态建设及生态协作的认识存在误区,生态协调管理机构欠缺,生态建设法制不健全,市场机制、社会治理机制还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84-86,)

2、京津冀居民的生态文明认知总体水平、参与环保行动频率和意愿均不高

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得到了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但要真正把京津冀地区建设成为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的先行区、实验区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增长极,还任重道远。既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和制度建设,更需要自下而上的民众认知与觉醒。

2005年以来,京津冀三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北京的情况最好,天津次之,河北有待改进,但三者的差异在缩小。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进展还不甚理想,在大气和水生态污染治理,以及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保护、利用方面,问题越来越严峻,北京近年生态文明水平甚至还有所下降。

居民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居民的生态文明感知、态度、行为意向对居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京津冀居民的生态文明认知总体水平不高,参与环保的行动频率和意愿都不高。不同群体之间差别不大,高收入、高学历群体对生态文明的关注和认知水平甚至低于一般群体,值得深思。(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101-109

四、“人口发展指数研究”指出:

1、城市之间人口发展能力不平衡性加剧,马太效应突出

针对京津冀地区“2+11”城市人口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能力存在三个层次,北京、天津、石家庄位于第一层次,表现为人口经济活力突出、对流动人口吸引度大、劳动年龄人口充足以及医疗教育资源丰富;位于第二层次的城市如邢台、承德、邯郸、廊坊等,存在一定的短板,即使某些方面表现优异,人口发展综合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其它城市处于第三层次,表现为人口发展能力不足则是人口流出现象严重、劳动力产业结构落后、医疗资源匮乏、高等教育水平有限等原因的共同作用结果。而张家口、保定、沧州等城市由于人口发展能力后劲不足,与第一梯队的差距逐渐拉大。事实上,保定和沧州的经济实力并不弱,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经济发展能力并不等同于人口发展能力,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变动规律。(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137-140

2、京津冀应重视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斩断环京贫困人口代际传递链条

提高人口生命质量是促进人口发展的必然选择。除医疗水平、健康素质等硬实力以外,文化软实力对于人的自身发展和地区综合实力来说同样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

在京津冀区域内,紧邻北京、天津两个超大城市就有二十多个国家级贫困县组成的贫困集中连片带,实属罕见,这无疑制约着京津冀地区人口发展能力的提升。世界反贫困经验表明,在日趋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格局背景下,重视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给予青少年更多的学习深造机会,既能为社会培养尖端人才,也能提升人口的自身素质。从现实层面考虑,河北省各地级市对北京、天津两地大学生的就业吸引力并不占优势。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区域发展能力的最佳路径就是依靠本地高等教育培养地方优秀人才,从而为地方发展出谋划策。河北各地级市应利用北京和天津拥有的丰富且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加强学术交流和人才共建,并结合地方人才需求,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道路。提升人口生命质量,可提高河北省各地级市的人口发展综合能力,缩小与京津两地的差距。(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146

五、“企业发展指数研究”指出:

1、京津冀三地企业发展各具特色、竞合发展现象明显,但三地企业发展落差较大

本研究对京津冀企业发展(2000~2014年)进行了15年跨度的分析,以期总结京津冀企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及主要特征,把握其未来发展趋势。

本报告指出:北京地区企业的整体实力最强,河北存续企业数量增长较快,津冀在存续商标数量和注册资本总额方面旗鼓相当。从京津冀三地企业实力变化趋势来看,三地的企业发展指数均保持上升趋势。同时,河北新增企业数量增幅惊人,北京在对外投资金额、现代服务业企业占比、民营企业占比等指标上具有优势,天津在外资企业占比、新增内外资金额上具有优势。另外,北京在企业创新力方面,表现突出,处于领先地位;天津在新增专利数这一三级指标上增幅显著;河北在新增商标注册数这一三级指标上具有相对优势。(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170-176

2、北京企业总体实力最强,天津企业发展很不均衡,河北大多处于中游

通过对京津冀44个市区县企业进行综合测评并排序,发现:北京企业实力最强,无论是综合得分还是分项得分(企业实力、企业活力、企业创新力),在京津冀前10位中,北京区县均占7位。天津企业发展很不均衡,在44个市区县企业综合得分排序中,滨海新区和武清区进入前10位,但有6个区县落入后10位。尤其在企业实力分项排序中,有9个区县落入后10位。河北企业发展总体水平处于中游,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协同发展指数研究》p154-157

3、加大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

疏解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和重中之重。首都功能核心区和拓展区需要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的同时,促进空间布局优化、缩小京津冀区域内企业的发展落差,从而推动京津冀企业的协同发展。

本报告认为,未来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疏解政策,加大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企业综合发展水平最高,这也是进行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的重点区域,这意味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需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保障,如可出台“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的企业额外加征20%企业所得税”“首都功能核心区内企业就业人员积分落户申请倒减5分”等政策,促进核心区企业向外疏解。二是优化企业在区域内的空间布局。京津冀三地企业发展水平内部落差巨大,北京企业实力远高于天津和河北,河北企业发展实力不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空间布局上:北京市内的疏解重点应放在城市发展新区,以促进“产城融合”;天津的重点在于通过承接非首都功能,缓解滨海新区“一枝独大”状况,促进天津企业的相对均衡发展;河北由于面积大、人口多,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上应选择优势地区和优势园区进行承接,可重点依托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和邯郸等区域中心城市或结点城市,注重在打造产业轴的同时打造城镇轴和人口聚集轴,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在于“垫高”河北的企业发展水平,形成区域内合理的梯度差。三是强调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功能定位的相互衔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京津冀要建设成为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区、体制机制改革的先行区、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的示范区。北京应强化其在区域中的核心地位和创新引领的作用,天津应强调体制机制创新,而河北重点在于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188

4、北京核心地位稳固,三地差距有缩小趋势

从测度结果来看,2013年北京的发展指数综合得分最高(0.8245),天津其次(0.4209),河北略低(0.3687),反映了北京的发展水平远高于津冀,充分显示了北京的核心地位十分突出。从发展指数变化趋势来看,北京的发展指数综合得分略有下降,从2004年的0.9027下降到2013年的0.8245;天津的发展指数综合得分略有上升,由2004年的0.3457上升到2013年的0.4209;河北的发展指数综合得分起点低、增长快,由2004年的0.2747上升到2013年的0.3687,增幅超过天津。总体上看,无论是津冀之间的差距,还是北京与津冀之间的差距都有缩小趋势。(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15-17

5、北京凝聚力下降,天津凝聚力上升但辐射力有所下降,河北凝聚力不足但辐射力快速上升

通过对京津冀三地凝聚力和辐射力的对比分析,发现:北京的凝聚力在下降,辐射力有所增强。凝聚力指数得分由2004年的0.9096下降到2013年的0.7640,且在北京“五个力”指数得分中最低;而辐射力却在稳步上升,从2004年的0.7776上升到2013年的0.8031,反映了北京已由集聚为主转向疏解和扩散为主的发展阶段。天津凝聚力突出,辐射力不足。在天津“五个力”指数得分中,凝聚力最高,并呈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0.5524上升到2013年的0.6416;但天津的辐射力不仅在自身的“五个力”中得分最低,且有所下降,反映了天津仍处于极化集聚阶段,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远未充分显现。河北凝聚力不足,辐射力快速增长。在河北的“五个力”指数得分中,凝聚力最低,且呈下降态势,由2004年的0.2878下降到0.2410,反映了凝聚力是河北发展的最大“短板”,经济增长环境亟待改善;而河北的辐射力近年来呈快速上升态势,由2004年的0.2476上升到2013年的0.3626,反映了河北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仍处于经济发展的集聚极化阶段,完善综合环境和增强凝聚力、进而把经济做大做强,是河北的当务之急。(参见《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p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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